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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上面只是一个小的例子。风投介入一个新兴公司后,可以帮助创业者少走很多弯路,总的来讲好的风投是创业者的伙伴。这个超级“大哥大”重四公斤,在开阔地带通信范围一公里半,在树林中只有三百米。即使如此,那时美军的通信装备也高出其它国家一大截。从这一系列军用设备可以看出,摩托罗拉在无线电通信方面的实力很强,它的调频技术和天线技术都是领先于世界的。同时,作为美国军方和政府部门的供应商,摩托罗拉产品的稳定性和鲁棒性(Robustness)都很好。这从某种程度上讲是摩托罗拉产品的基因。至今,很多摩托罗拉的产品仍然如此。我经常看到这类报道,在一个荒郊野外出了车祸,大家都拿出手机呼救,最后只有摩托罗拉的手机能打出去。但是,很多事情是双刃剑,过分注重技术和品质使得摩托罗拉在商业上的灵活性远不如诺基亚和三星等竞争对手。显然,微软不可能看着Novell做大,但是,直到1994年以前,它们的竞争并不引人注意。由于微软当时的核心业务还是以个人微机的操作系统和办公软件为主,它和Novell的业务不是太重合,它们之间的共同利益甚至大于它们的矛盾。在当时,一个企业在安装网络时有两个主要选择,基于各个版本的UNIX和TCP/IP协议的局域网,或者基于Novell的NOS的局域网。前者在用户看来是UNIX,后者是DOS。虽然Novell采用的是DRDOS,但是用户使用起来和微软的MSDOS一模一样,对程序开发者来讲也是一样。Novell无疑是在帮助微软和UNIX争夺企业级的市场。当时,微软在网络操作系统上毫无可圈点之处,它甚至临时性地选择了IBM的OS/2LANServer来抵消Novell在网络上的优势,但是OS/2LANServer从来就没有成为过一种主流的网络操作系统。澳门新葡新京地址在斯坦福大学这类的例子非常多。大学对教授办公司非常理解和支持。只要一个教授能完成教学任务,并且发表足够多像样的论文,斯坦福并不限制它的教授到外面的公司兼职,甚至在一段时间里全时离开学校创办公司或者在公司里担任要职。斯坦福大学校长约翰?轩尼诗本人就是最好的例子。八十年代他在发明了精简指令集(RISC)的处理器MIPS后,便合伙创办了MIPS公司。在以后的多年里,他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办公司上,而不是在斯坦福的教课和搞研究。几年后,MIPS公司在纳斯达克上市,后来又卖给了它最大的客户SGI公司。轩尼诗本人才从工业界抽身出来,回到斯坦福担任了工学院院长。经过在工业界的一番闯荡,轩尼诗成为了难得的管理人才。几年后,他开始担任斯坦福的校长直到今天。现在,轩尼诗仍然是Google、思科和另一家上市公司Atheros的董事。

澳门新葡新京地址事实上,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世界上的个人微机销量在持续增长。2004年,英特尔公司估计,五年内,即到2009年,世界上PC(包括个人机和小型服务器)的销量会增长60%,远远高于经济的增长。那么,是什么动力促使人们不断地更新自己的硬件呢?IT界把它总结成安迪-比尔定理,即比尔要拿走安迪所给的(What谈到麦金托什,必须提两点,第一,它的交互式图形窗口界面最早是从施乐(Xerox)公司帕洛阿图(PaloAlto,斯坦福大学所在地)实验室(Parc)研制出来的。帕罗阿图实验室可能是世界上最有创新同时也是最不会将发明创造变成商品的地方。它另一个改变了世界但是没有为施乐带来任何好处的发明是今天每个人都用的以太网。虽然苹果公司在图形界面用于操作系统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由于它毕竟最先由施乐发明,因此苹果在后来对微软的官司上并没有赚到便宜。第二,苹果走了一条封闭的道路,它不允许别人造兼容机,以便独吞PC市场。如果苹果开放了麦金托什的硬件技术,允许其他硬件厂商进入市场,我们今天可能使用的就不是IBMPC系列,而是苹果系列了。但是,因为苹果可能在硬件上竞争不过兼容机厂商,因此它只能扮演一个像微软一样的以操作系统为核心的软件公司角色。这时,两种系列的个人电脑胜负的关键就要看苹果和微软在操作系统上的决斗了。在没有兼容机帮忙的情况下,苹果无法挑战微软,虽然它努力试过,但最终败了下来。如果说IBM在上一次的机械革命中不过是一个幸运的追随者,它在从二战结束开始的电子技术革命中完全是一位领导者。电子计算机和IBM的名字是分不开的,就如同电话和AT&T分不开一样。一方面,IBM因为有了计算机得以持续发展了半个世纪,另一方面,计算机因为有IBM的推广,才从科学计算应用到商业领域和人们的日常生活。

到目前为止,所有的工作都是山姆和强尼做的,两个人各占未来公司的50%股权和投票权。迪克加盟后,三个人商定,如果迪克制定出一个商业计划书,他将获得20%的股权,山姆和强尼将减持到40%。迪克经过调查发现,山姆和强尼的发明在高清晰度家庭娱乐中心的前景十分可观,于是制定了可行的商业计划书,并得到了20%的股权。三个人到目前为止对今后公司的所有权见下表。好景不长,随着网络泡沫的破碎,苹果公司的发展面临再次受到阻碍的可能。当然只要它老老实实地固守自己的高端市场,随着经济的复苏,苹果还会慢慢好起来,成为高端PC的制造商。如果只是这样的话,苹果就不值得我们在此大写特写了;而乔布斯也就不是乔布斯了。乔布斯的超人之处在于他善于学习,并且能把得准时代的脉搏。经过十几年磨练的乔布斯已经不是当年那个毛头小伙子了。他已经认识到了苹果封闭式的软硬件,从成本上讲,无法和微软加兼容机竞争,也无法为用户提供丰富的应用软件。乔布斯做了两件事,他在苹果的微机中逐渐采用了英特尔的通用处理器,同时采用FreeBSD作新的苹果操作系统的内核。这样相对开放的体系使得全社会大量有兴趣的开源工程师很容易地为苹果开发软件。但是,至关重要的是如何为苹果找到PC以外的成长点,实际上,他已经接受了当年斯库利的观点。这样,在多方面扶植下,尤其是IT业界人为的帮助下,扶植出一个能稍微制约主导公司的老二(或者还有老三),它甚至可能占到20-30%的市场。再剩下的一点市场就给众多小公司去瓜分了。澳门新葡新京地址哲学家黑格尔讲:“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Allthatisrealisrational,andallthatisrationalisreal.)这句话在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中成为最有进步意义的话。任何事情都有它发生、存在和发展的理由,当然如果这个理由不成立了,它终究就会消亡。风投在六十年代后(而不是二战以前)在美国(而不是世界其它国家)蓬勃兴起有它的社会基础。

我们可以将第二次世界大战作为机械时代和电子时代的分水岭。二战后,IBM显然面临着两种选择,是继续发展它的电动机械制表机,还是发展新兴的电子工业。在IBM里,这两派争执不下,而代表人物恰恰是华生父子。老华生认为电子的东西不可靠,世界上至今还有不少人持老华生的观点。而小华生则坚持电子工业是今后的发展趋势。这场争论终于以小华生的胜利而告终。1952年,小华生成为IBM的新总裁。IBM从此开始领导电子技术革命的浪潮。在信息时代,微软向全世界证明了计算机软件可以独立于计算机硬件系统成为一个赚钱的行业。同时(在企业级市场上)证明这一点的,就是甲骨文公司。在甲骨文和微软以前,计算机软件必须随着计算机硬件一起出售,无论是大型机公司IBM,还是小型机公司DEC和惠普都是如此。而IBM公司的商业模式以前是,今天仍然是硬件、软件加服务的捆绑销售。过去要想用IBM的系统,必须买IBM的硬件,外加每年百分之十左右的高额服务费,它的软件不单卖。甲骨文公司尝试了一种新的商业模式,并很快获得成功。这种商业模式今天说起来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就是一次性卖软件的使用权,而这在当时是对IBM商业模式颠覆性的革命。这样用户不再需要每年向IBM等公司缴纳高额的服务费了。甲骨文公司看中了当时市场最大的数据库软件,开发出和IBM相抗衡的SQL数据库系统,很快靠“卖软件”的方式占领了市场,并且仅仅依靠数据库系统一种应用软件就成为了世界上第二大软件公司。后来就连IBM也学着甲骨文卖软件了。甲骨文成功后,硅谷很多人纷纷效仿办起了各种各样的软件公司,包括很成功的做Photoshop的Adobe和财务软件TurboTax的Intuit(Google的邻居)。虽然很多基于PC的应用软件的公司都不断的被微软挤垮,但是总是不断有新的冒出来并且成长壮大。而企业级的软件公司由于和微软的冲突较少,更容易生存下来。要夺回市场份额,最根本的办法是改造自身,提高竞争力,IBM的郭士纳和英特尔的格罗夫,包括惠普后来的CEO赫德就是这么做的。但是,这需要有真本事。而最简单、最快的方法是买市场,即买入一家公司。菲奥莉娜是公司并购的行家里手,她看中了当时还占微机市场份额第二、但是江河日下的康柏公司。菲奥莉娜的提议遭到了包括惠普两个创始人家族在内的反对。不少股东担心本来已经盈利不佳的惠普,再背上一个亏损的康柏,最终将拖垮惠普。当时Dell占美国微机市场的31%,而康柏加惠普占37%。菲奥莉娜的如意算盘是通过合并打造世界最大的微机公司,形成对戴尔的优势。其实,惠普在和Dell的竞争中处于劣势的根本原因在于,惠普的问题是资金周转不够快。Dell的资金一年大约可以周转两次以上,而惠普只有一次。也就是说,即使Dell的利润率只有惠普的一半,它也可以获得和后者相同的利润。这样,Dell计算机降价的空间就很大,很容易占领市场。显然收购康柏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在亚平投资后(的那一瞬间),该公司的内部估计已经从两百万增加到二百五十万,以每股二十美分计算,所有股东的股票只占到1250万股(250万/0.2=1250万)。那么为什么会多出来250万股,它们并没有相应的资金或者技术做抵押,这些股票的存在实际上稀释了(Dilute)所有股东的股权。为什么公司自己要印这些空头钞票呢?因为它们必须留出来给下面的用途:

我们可以看出,个人电脑工业整个的生态链是这样的:以微软为首的软件开发商吃掉硬件提升带来的全部好处,迫使用户更新机器让惠普和戴尔等公司收益,而这些整机生产厂再向英特尔这样的半导体厂订货购买新的芯片、同时向Seagate等外设厂购买新的外设。在这中间,各家的利润先后得到相应的提升,股票也随着增长。各个硬件半导体和外设公司再将利润投入研发,按照摩尔定理制定的速度,提升硬件性能,为微软下一步更新软件、吃掉硬件性能做准备。华尔街的投资者都知道,如果微软的开发速度比预期的慢,软件的业绩不好,那么就一定不能买英特尔等公司的股票了。风投公司一旦确定什么生意、什么公司可以投资,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估价一家投资对象了。和投资股市不同,风险投资的对象大多没有利润甚至没有营业额可言,其估价不能按照传统的市盈率(P/E值)或者折扣现金流(DiscountedCashFlow)来衡量,关键是看今后几年该公司发展的前景以及看到目前为止该公司发展到哪一步了。和投资股市另一个不同之处,新创公司因为没有什么业绩可以衡量,创始人和早期员工的素质就变得很关键。一般来讲,一些HighProfile的创始人,比如思科公司的资深雇员和斯坦福的教授,创办的公司容易获得较高的股价。对上一节最后一个问题,最好的答案就是四个字“基因使然”。当我在前面的章节提到基因对一个公司发展的决定作用时,一些读者觉得我是在宣扬宿命论。遗憾的是,现实是很残酷的。一个公司可以不相信基因的决定性,但是最终无法摆脱它的影响。在硅谷的人,不论是投资者还是创业者,已经习惯了这种快速的产业变迁,人们不断在寻找着下一个思科、下一个Google。其实,硅谷的创新并不局限于IT领域。生物科技无疑是硅谷另一个亮点。今天的硅谷,也是世界上新兴生物公司最集中的地方。硅谷拥有美国前十名的医学院中的两所——旧金山加大医学院和斯坦福医学院,以及世界上最好的化学系伯克利加大化学系。再加上充足的风投资金,便为创办生物和医药公司创造了条件。当然,硅谷人的创业热情在其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否则哈佛大学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周围应该有很多的生物公司才对。

在欧洲人行动的同时,美国人并没有闲着,他们似乎比欧洲人更努力。整个欧洲只搞出一个标准,而只有欧洲人口三分之一的美国居然搞出了三个数字通信的标准,其中两个和GSM一样是基于TDMA的标准,而第三个是很先进的码分多址CDMA标准。(以后有功夫再介绍CDMA,这里就不赘述了。)结果就不用说了,美国注定在第二代移动通信标准上注定失败。令思科烦恼的是,华为这个“小公司”追赶自己的速度快的惊人,这主要是因为华为比思科灵活得多。在思科,一个产品从立项、设计、开发到测试然后上市,每一个过程都严格而复杂,而华为相对简单得多。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思科和华为的竞争中,反映在很多跨国公司和中国本土公司的竞争中,包括在互联网行业。跨国公司采用相对保守的策略是合理的,它们只要做到比其它跨国公司发展得更快就可以了,但是千万不能出错,这样,华尔街最满意。但是,当它们遇到不按常规出牌的公司,以前是日本的,现在是中国的公司时,就显得节奏跟不上了。澳门新葡新京地址RealNetworks作为早期互联网音乐、视频播放器和服务业的霸主,本来最有资格得到苹果现在在便携式媒体播放器的统治地位。如果RealNetworks能看到并做到这一点,它和微软的竞争成败都无伤大局。但是,它错失了那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不太容易把握的良机,从此便将领导音乐时尚潮流的使命拱手让给了苹果公司。这也许是一流的苹果公司和二流的RealNetworks之间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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